1931年9月18日，东北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驻地被日军进攻，东北军在提前约定好的不抵抗政策下放弃了抵抗，撤出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最早承受了法西斯轴心国日本的侵略，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算起的。

  而二战的起始时间，在西方的史料里是以德国入侵波兰的1939年9月1日算起的。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开战时间就成为了定罪的指标之一，中国据理力争才赢得了以九一八事变算起的标准。

  九一八事变前后，当局蒋介石的想法是，日本太强，中国太弱，如若抵抗，很快就会亡国，因此，不给日本人提供全面战争的口实，让西方国际社会来调停，方为上策。

  几个月之后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进攻，史称“一二八事变”，又称“第一次淞沪会战”。

  但是假如问读者，日本人为何需要在上海继续开战，大多数人并不见得能回答得上来。侵华挑起全面战争嘛，或许是很多人的印象。

  不过事实是，第一次淞沪抗战后，日本并未开启全面侵华，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才是全面侵华的开始，也就有了后来的第二次淞沪会战。

  日本侵占东北后，下一步棋就是要把东北从中国“割出去”，但是，当时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日趋孤立，并且退出了“国联”，如何既把东北占为己有，又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就成了日本外交方面面临的难题。

  1931年10月，日本的应对策略，逐渐在日本人心目中清晰起来，他们想好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棋是把溥仪接到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使得东北“独立”。

  第二步棋，就是同时配合上一步棋在上海“搞事”，而上海搞事的目的，是为了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而更好地在东北实施“伪满州国”的独立。

  虽然今天这事听上去很扯，但是日本人是真诚的，日本的这种特点，曾经被当今的中国军迷称为“未解决一个小麻烦，从而制造出一个烦”，中国军迷以此讽刺日本人的战略头脑极其幼稚。

  纵观历史，日本人的这个特点确实淋漓尽致体现在二战史之中，日本未解决南洋的资源问题，不惜跟美国打翻，就是一例。

  当时的美国，希特勒那么狂妄的人都真心不敢触碰，缘由是美国这样的工业大国一旦加入同盟国阵营，对自己极其不利。

  但是日本小伙伴倒是很敢，并且也干成了，之后，日本人的战线越拉越长，形成了蛇吞象的局面。

  而策划上海“搞事”的主谋，就是当时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他于当年10月1日召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赴沈阳密谋，面授机宜让对方在上海闹事，并且明确告诉对方目的是为了趁机拿下整个满洲国。

  田中隆吉信心满满一口答应，并且物色了一个执行特务，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随后板垣征四郎回国述职，和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制定了在上海发起战争的计划。

  为什么要在上海“搞事”，这里面其实也有一系列的考量。简单说，就是上海最适合达到日本人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有国民政府和西方列强的核心利益，上海一乱，国民政府首先无瑕顾及其他，西方列强也会迅速反应。

  并且上海也有大量的日人“居留”，正合适制造事端，还有一点，上海临海，战争中可以从海上增兵。

  据田中隆吉战后交代，他指示川岛芳子想办法让一个排日的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厂在日莲宗僧人化缘时杀死日本人。

  其实所谓的日本僧人是右翼浪人用来刺探情报的公开虚假身份，川岛芳子认识其中的头目天崎启升，并指使后者去三友实业社寻衅滋事。

  然后又预备了另一群打手，在天崎等人寻衅滋事时迅速从斜刺里窜出，杀死一人，重创多人。

  在日本人的自编自导之下，事态迅速升级，田中隆吉布置日军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等人袭击三友实业，焚烧厂房。日本侨民也群情激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出兵保护侨民。

  1932年1月21日，日本海军派出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巡洋舰“大井号”、第15驱逐队赴上海。

  22日，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塩沢幸一发表相关声明，宣称中国如不作出“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手段”。

  在十天的时间内，日本就增兵上海达到兵力6500人，军舰20艘，飞机40架，装甲车数十辆。

  那么当时在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哪一部分呢？很多人都知道，是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第十九路军，是广东的部队，并不是蒋介石嫡系。

  如果当年驻扎在上海的不是第十九路军，或许，第一次淞沪会战完全会是另一番景象和结局，因为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完全有可能会尊崇蒋介石的旨意成为东北军第二。

  第十九路军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曾经参加过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战役等北伐重大著名战役，所以战斗意志和战斗力都很强。

  1926年冬，第十师改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1930年，又重组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副总指挥兼军长。下辖第六十、六十一两个师。

  1931年第十九路军被派往江西前线参与第三次对红军的围剿，期间的高兴圩战斗中，遭到重创，被歼灭二千余人，军部也差点被歼。

  有意思的是，高兴圩战斗，也是历史上曾经检讨过的一次他认为红军失败的战斗。

  战后检讨说己方牺牲过大（牺牲两名师长邹平、曾士峨），但是收获很小，双方伤亡比接近一样，得不偿失，实则为一场败仗。

  但是，这一仗同样给第十九路军打清醒了，我们大家常常听到的“枪口一致对外”“不想打内战”，这些军人最常说的话，其实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内战，军没少打，并不是的军人都有那么高的觉悟，不愿意打内战。

  这背后要明白是跟谁打，跟打，基本上胜算不多，自己的损失太大，这样的内战就不值了。

  而这个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相比之下，正常的中国人，大部分会选择与其去和强大的国内对手拼老本，反不如宁可死在抵御外辱的战场上。

  军人中，最典型的有一个人，就是当年辽沈战役中长春守军中的新七军军长李鸿，他在内战中默默无闻毫无建树，甚至被人长期轻视。

  但是抗战爆发后，他却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表现出以前没有的能力和智慧，令日本人都敬佩。

  第十九路军，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经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宁粤失和是高层内部的争权斗争，南京的蒋介石和广州的汪精卫集团，陈兵湘赣边界，内战一触即发。

  九一八事变，倒是制止了宁粤大战，双方迫于外侮压力，都想进行谈判。行政院副院长、十九路军创始人陈铭枢在促进宁粤议和方面作用不小。

  所以，蒋介石为了让陈铭枢出面议和，为表诚意，特调陈铭枢任京沪卫戍司令，并调陈铭枢下属的十九路军进驻上海。

  我们可知，十九路军驻扎上海，是一个历史巧合，也恰恰因为这个巧合，才造就了可歌可泣的第一次淞沪会战。

  1931年11月20日左右，十九路军全部抵达南京和上海，总计三个师，在原来的两个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区寿年（蔡廷锴的外甥）第七十八师，总共三万余人。

  这之后，政治博弈中的蒋介石迫于事态于12月22日宣布下野，携宋美龄回奉化老家去了，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其实蒋介石的一生中，无数次运用了欲擒故纵的手腕，一次次下野退让都是为了一步步往上走做铺垫，蒋介石最强的手腕就体现于以退为进。

  蒋介石的过人之处在于，每一次他都把握住了脉搏，清楚自己下野后其他人还得请他回来。

  最初孙中山请他当黄埔军校校长时，他就第一次运用了这个计谋，摸准了孙中山无人可用的底牌，让其一次次请，反而提高了自己的身价。

  十九路军进抵上海后，日本人就频繁骚扰制造事端，加上东北局势更恶化，各种情报显示日军进攻上海不可避免。

  十九路军的高层在一月中旬召开了会议，讨论对敌策略，会议最终决定，日军来犯，就地抵抗。

  但是，下野后的蒋介石想的却和十九路军高层正好相反，也是在一月中旬前夕，蒋介石就在溪口武岭学校发表题为“东北问题与抗日方针”的演讲。

  他为“九一八”未做抵抗辩解，并指责“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各地人民的抗日活动以及请愿活动都是“过当之行动”“非特不能爱国救国，反适以误国”。

  他重提的核心思想和他早年曾经公开表达的思想基本一致，就是中日实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必亡。

  大战之际，新上任的汪精卫、孙科等人手中既无钱又无兵（这就是蒋介石敢下野的原因），只好请蒋介石出山。

  冯玉祥、何应钦、张继等元老也都劝蒋介石回来主持军政大权，蒋介石看时机已到，欣然付就。

  但蒋介石拿定了主意“先安内后攘外”，1月23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在宋子文宅邸会晤，决定调离抗日情绪最高的十九路军，避免与日本人的大规模军事冲突。

  日本要求中方道歉并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最后通牒期限是1月28日晚6时，当天下午2时，上海市政府吴铁成就向日本驻沪总领事表示接受日方一切要求。

  日方接到答复后表示“满意”，但同时要求十九路军撤出闸北。南京军政部也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并下令十九路军后撤至南翔、真茹一线，将闸北防务交给宪兵六团接替。

  但是日本人却并不是为了让你听话的，我们之前说过，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是要在上海开启战端，好转移全世界的注意力。

  所以，1月28日当夜，就在十九路军移防之际，日军在闸北率先开火，战争就此开始。

  不过，这次他们遇到的十九路军，是满腔热血只想抗日杀敌的一支部队，可谓撞到了枪口上了。

  1月28日晚上11点，淞沪会战首先在闸北天通庵车站打响，日军海军陆战队总部即设在靠近车站的四川北路底。

  日本人打仗，大都会先拿下交通枢纽，多少年后的北平七七事变，之所以在丰台卢沟桥打响，也有这个原因，就是丰台卢沟桥一带，是通向全国的交通枢纽所在地。

  日军在淞沪会战的开始阶段，也是要夺取上海北火车站，断京沪、淞沪、沪杭交通线，然后再夺取闸北占领吴淞。

  蒋光鼐蔡廷锴得到日军进攻的报告迅速步行赶到真茹前线指挥部指挥战斗，陈铭枢及时来电，要他们继承十九路军的光荣传统，坚决反击。

  其实当时的十九路军装备和日军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由于蒋介石排斥异己政策，拖欠了十九路军八个月军饷600余万元，当时上海天降大雪，士兵穿着单衣甚至露膝短裤在雪地里作战。

  并且弹药匮乏，手榴弹数量严重不够，急需的平射炮高射炮，数次向军政部求援也得不到回应。

  在战斗中，十九路军组织了反冲锋，在成功抵抗了日军的三次大规模进攻以外，反冲锋肃清了闸北残敌。

  班长华中兴、钟国强还率领两个班的战士，从宝兴路一直追赶敌人到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震惊日军司令部人员。

  十九路军第一天守住了阵地，以劣势装备惨胜日军，一雪九一八事变来中国军人不战而退的耻辱，树立了十九路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军威，并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件事的意义今天的人或许理解得不够透彻，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大部分人是恐日的，这种软文化心理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是中国人心底的一个结。

  淞沪会战进行了一天，日本人牙被崩掉了一块，才发现对手并不是象东北军一样的软柿子，最起码也是冻柿子，正啃不动的时候，正好碰到了英美调停。

  开战第二天，英美就顾及到自己的在华利益，紧急调停，同日，南京政府也向国联申诉闸北问题，要求国联干涉日本的侵略。

  因此，1月29日晚，碰壁的日本人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首次宣布休战。不过，日本人休战是假，准备反扑是真，而南京政府却是真心诚意想妥协。

  1月30日，担心战火烧到南京的蒋介石紧急宣布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不过他还是真心希望国联的调停，所以，无锡苏州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驻扎的上官云相等部队60个师，都按兵不动。

  2月5日，蒋介石从洛阳回到浦口，张治中在迎接他的时候，当面提出中央军参战，诡异的是，蒋介石当即应允。

  史料中并未提及蒋介石为什么又突然同意了张治中参战的请求，不过，从很多历史事件中的态度看来，蒋介石对于张治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能称为蒋介石同僚的人并不多，张治中算其中主要的一个。

  张治中在历史中，真正带兵打仗就是这么一次，并且，这一次也给他的职业生涯增了光。

  蒋介石随后命令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京杭两线附近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张治中为军长，率部参战。

  张治中和十九路军一样，早就对真刀真枪和日本人作战期待已久了，这都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造成的真实反应。

  触动张治中想上阵杀敌的还有另外一个事，就是九一八之后，他曾经收到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寄来的一封信和女人衣服，信中说：“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看到这封信不动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请缨杀敌就很容易理解了。

  日军第一天在闸北的失败引起了天皇和日本海军部的关注，遂决定继续增兵上海，至2月3日，日本援军又大批抵达上海，其中海军陆战队7000人，战舰14艘，飞机20余架。

  同日，战斗再次打响，战况更为激烈，至5日，十九路军再次击退日军进攻。日军受挫后决定换帅。

  第二任日军主帅为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进攻部队中增加了号称劲旅的陆军久留米混成旅团。

  战斗围绕着吴淞口附近的蕴藻浜附近展开，久留米混成旅团在烟幕的掩护下强渡成功，守军是十九路军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张炎部，到2月13日下午七时，张炎率部反攻，击敌侧翼。

  久留米旅团向南岸撤退，但是在撤退中被日军炮兵误认为是国军偷渡，一顿炮火造成了久留米旅团重大伤亡。

  这出乌龙加速了日军的溃败，不得已，14日，日军第三次换帅，换上了陆军主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陆军中将。

  与此同时，张治中带领第五军也到达前线，布阵为左翼军，负责江湾以北经庙行至吴淞一线的防务。

  2月17日，植田向蔡廷锴发出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向租界外撤退二十公里，蔡廷锴请示蒋光鼐如何答复，蒋光鼐回答：“用大炮回答他”。

  双方遂继续激战，22日，第五军防守的庙行之战成为了战役重点，日军全力进攻庙行，一度突破八十八师阵地。

  八十七师孙元良旅正面出击，八十七师宋希濂旅从纪家桥渡河从敌人侧背出击，三方猛攻之下，日军溃退。

  庙行战役之后，日本再一次调整部署，于2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再次增兵两个陆军师团参战上海。

  这两个师团是善通寺第十一师团和宇都宫第十四师团，改由白川义则大将担任新司令官，这是第四任司令官。

  白川义则走马上任之后，采取了与前任不同的战术思想，不再正面强攻，而是迂回中国守军后方的浏河登陆，企图运用大包围一口吃下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

  3月1日，日军全线进攻，当晚，后援无继、侧背受敌的蒋光鼐蔡廷锴做出决定，于晚上十一时做战略撤退，将左路军撤退到嘉定、太仓一线，右路军撤至黄渡、方泰一线日，日军陆海军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和野村分别发表相关声明，称“

  中国军队业经撤退，帝国臣民安全及租界和平已得到恢复，战斗行动既予中止。”可见，日本人的战争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大侵略，而是为了策应满洲的独立，在上海吸引注意力，所以，立马见好就收。

  此后一直到5月5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战场，除发生过小规模局部战斗外，基本上趋于平静。

  国军总兵力是两个军五万余人，对抗有备而来的日军7万余人，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顽强抗战三月余，使日军四次换将，杀伤日军万余人。这其实是一次意志对装备的真实较量的结果，九一八不抵抗屈辱之下的中国军人，在抗战的热情下，给予了日军一次重创。

  南京政府答应了日本在吴淞、闸北、江湾以及引翔港驻军的要求，这其实是日本人想达到的第二个隐藏目的，就是继续获得侵华的跳板。五年后，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又成为了抗日战场，第二次淞沪会战又爆发了。

  获得胜利的最后一任指挥官白川义则大将，在随后的4月29日于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天皇长寿的长寿节和庆祝日军胜利的集会上，被朝鲜反日志士

  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多年后日本投降签字时他瘸着腿，植田谦吉中将师团长被炸瞎了一只眼睛。尹奉吉也没逃脱，后被捕，在日本被处死。

  而第十九路军，后被排斥异己的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但是蔡廷锴蒋光鼐不愿意打内战，随后发动了“福建事变”。

  蔡廷锴蒋光鼐，两个人一辈子的友谊，感情深厚，解放后他们在北京居住，两家人曾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张治中，解放前夕投奔怀抱，周恩来曾经评价他——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一个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