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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娇24岁结婚后，就跟随先生在英国生活，不久生了第一个孩子。当时，身边的朋友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独立女性”，没人和她一样，这么年轻就成了一个全职妈妈。“我是否应该创造更多经济价值？我是否不够独立？”她突然陷入了自我价值感的怀疑中。

  后来的10年间，东娇全家从英国搬到沙特，从沙特搬到肯尼亚，又回到英国。她在一点一滴的人生阅历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立意识。

  东娇说：我听人说过，人其实是没有一个自我的，你的自我是投射到别人的身上，再反射回来才能看到自己。

  在沙特的时候，原本生活半径仅限于家庭的东娇，通过组织play group的契机，认识了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妈妈。她们每周聚会两次，一次是每个家庭轮流在自己家里host活动，另一次是丈夫的企业来提供场地、玩具和零食，爸爸和妈妈或者保姆，可以带小孩来玩。

  在这个过程中，她惊叹于女性人生样本的多样性，原来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人生经历，会带来这么多人生态度和选择上的丰富性。

  那时候，东娇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认为家庭主妇不是独立女性，因为经济不独立，没法给家庭提供经济支撑。这一点一直困扰着她。但是在play group中，有些她同样处境的女性却并不为此焦虑。在她们的观念里，孩子小的时候母亲提供充分的陪伴是必要的，因此而离开职场并不会减损对自己的价值认同。

  在丈夫的公司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很多家庭都是丈夫有工作调度的需要，而妻子作为家属陪同过来。但东娇也发现一些家庭是跟随妻子工作安排，丈夫作为家属陪同，平时也是丈夫主要在家承担育儿职责。还有的家庭通过申请job share的岗位，由妻子和丈夫共同完成一份任务，也共同分担家庭责任。

  这让她发现，原来为家庭付出的时间精力都是算数的，经济支持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更重要的是，夫妻通过一同成长合作，支持家庭这个整体的发展。

  她不断在别人身上看见自我，也在差异中拓宽自己的格局和眼界。她意识到曾经自己的困扰，其实只是来自于社会体系对女性狭隘的定义，曾经的自我怀疑和焦虑就消失了。

  她逐渐发自内心地认可自己：我既是一个全职妈妈，也是一个独立女性。我为家庭的付出是重要的，我自己也是重要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留在家里陪伴孩子，是我为家庭，也为我自己，做出的心甘情愿的选择。

  也是在沙特，她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同时，她也开始在公益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和价值。

  东娇想要做公益的心思，源自于媒体新闻上轰动一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身着红色上衣的2岁男孩，面朝下躺在海浪翻涌的岸边。他的父母想要带他偷渡到欧洲，却遭遇了海难。当时呆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毫无生机，和平的国家又不愿意接受他们，偷渡是他们活下去唯一的选择，但小男孩却还是失去了生命。

  这张令人心碎的照片，触动到东娇内心最柔软的那部分。当时，在沙特有一些帮扶叙利亚难民组织。东娇和朋友加入了一个为叙利亚小女孩筹款回归校园的项目。如果说难民是，那女性难民就是弱势中的弱势，更不要说是小女孩了。

  刚开始，这还是个很小的项目，没什么影响力。东娇提议说，我们应该宣传自己，才能让更多了解这一个项目。于是他们印了自己的logo服装，打出醒目的标语，以此吸引来更多关注和合作。比如冬天的时候，他们从当地社区里募集到厚衣服、毯子、帽子和给孩子们玩的乐高。有些捐款也用于帮助难民获得自己的菜地，自给自足。

  同时，东娇也学着去克服现实反馈带来的无力感。因为世界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公益所能解决的问题终究是有限的。东娇常会在工作中看到一些黎巴嫩难民营的数据状况，因为当地政府也自身难保，难民的生存条件依然很艰苦。这一些信息都会让她难过到掉眼泪。

  “我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的”的怀疑，偶尔会跑出来。对东娇来说，只有在行动上持续帮助他人，才能慢慢排遣掉她的这份无力感。她发自内心地对人们的苦难感同身受，愿意付出哪怕最微小的力量，从能解决的小问题开始，专注于做好眼下的事。

  带着两个孩子，从沙特搬到肯尼亚后，东娇认识了家附近一个收容残疾儿童的孤儿院。

  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天生有残疾的孩子被视为上帝的诅咒，人们认为这一些孩子的降生会为社区带来灾难，因此村子里的人轻则想要将他们一家人赶走，重则会折磨甚至杀害这些孩子。

  这所孤儿院的院长是个令人尊敬的女性。她曾经产下过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因此在自己的家乡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在保护这一个孩子的过程中，她受到一个外国人的帮助，后来慢慢的变成为一个护士，在经济独立后，她成立这个孤儿院专门收容残疾儿童，只要听说哪里有需要救助的小孩，她不管多远都会开车过去把孩子接过来。

  在第一次的拜访中，东娇见到了孤儿院的孩子们，一边哭一边听完了每个孩子的故事。有的孩子被村子里的人排斥，被丢进河里，看到她没有淹死竟然残忍地打断她的双腿；还有孩子得了脑积水，脑子有积液，导致大脑是正常人的三四倍大小。

  身为一个妈妈，她希望这些被人错待的孩子，能够拥有正常小孩的生活。她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桥梁的角色，动员身边的医护资源，为孤儿院提供医疗支持和器械，对有PTSD和心理创伤的孩子提供心理辅导，还组织起一批能提供教育和陪伴的妈妈们。

  每周志愿者都会到孤儿院来和孩子一起唱歌做游戏，在3年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逐渐走出阴霾，孤儿院成为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

  有一次，他们和镇上的酒店商量，带孩子们去游泳。有一个无法行走的小孩借助浮力，从泳池这一头慢慢地挪，成功依靠自己的力量到达了对岸，他开心坏了，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走路”。

  东娇和志愿者们好像有出不完的主意，总是找寻机会带孩子们走出孤儿院，去体验各种有趣的活动。他们将这些孤儿视如己出，问自己，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怎样的童年？他们便也希望这些可爱的孩子能够拥有同样的童年。

  机缘巧合下，东娇迎来了一个最触动她的公益项目——帮助非洲当地女性改善月经时期生活状态的“月亮杯计划”。

  在非洲，女性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在经期，很多女性买不起卫生巾，很多人用旧毛巾替代，甚至更穷的人连毛巾都舍不得用，只能用香蕉纤维、草、树叶、旧报纸，或干脆什么都不用，为避免尴尬只能待在家里不出门。许多女学生因此不得不辍学，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很难想象，来月经成为非洲女生在初中后的退学的重要原因。

  “月亮杯计划”就希望推广月亮杯（一种可循环利用的经期用品）和一种用旧毛巾加防水面料制成的可洗卫生巾。

  出人意料的是，试点推广首先是在监狱里展开的。非洲监狱里关押的女犯有很多本身并没有犯罪，是在帮犯罪团伙做饭打扫时，被一起抓了进来。监狱里的条件非常差，更加不用说为犯人提供月事用品了。而一个好的月亮杯可以持续使用10年，每次使用后用开水煮一次就能消毒，可以为监狱生活解决一个大问题。

  当时监狱里有五、六十名女犯人，东娇和志愿者在专业医生护士的陪伴下，进去给她们普及和介绍月亮杯的使用和好处，然后问有没有人愿意率先尝试，第一批报名了10个人。她们就先从这10个人开始，为她们手把手教学。监狱里卫生条件局限，她们就想尽办法去帮忙克服，比如月亮杯的清洗需要用热水，她们就帮忙买热水壶。

  渐渐的，这批犯人开始自发向其他犯人进行分享传播。东娇除了每周来做科普，有时候也留在那里陪她们聊天，还会给在监狱里出生的孩子带一些奶粉和衣服，慢慢和大家相处成了朋友。

  推广越来越顺利，后来还重新找一个月亮杯公司争取到了赞助。在非洲的一个小城市，要推广一个全新的事物、全新的概念是十分艰难的，但“月亮杯”计划做到了。让东娇感到骄傲又开心的是，有一个刑满释放的女犯人在临走前，问她们多要了一个月亮杯，说带回去给自己的表妹。

  这中间，东娇还参加了为女性分发胸罩的公益活动。非洲的贫穷的地方物资非常匮乏，有数据调查显示，不穿胸罩的女性比穿胸罩的女性遭受的机率更高，因为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女性被认为是没有尊严的，女性处境总是与环境观念息息相关。东娇她们就去收集了非常多不一样的尺寸的胸罩，去村子里让大家排队来领取，每个人可以领1到2件。

  东娇是个话不多的人，但说到公益里的事情，她总能把细节回忆得很清楚。她一直在说，做公益并非她刻意的选择，只是当这些事情被送到了她眼皮子底下，她没有视而不见。于是，公益变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在很年轻的时候，她选择在家里陪伴孩子一样，在非洲，东娇也选择了陪伴一些特殊的孩童和妇女。这些人也反过来陪伴她，走过了一段人生。

  长期做公益在慢慢改变东娇，改变她对世俗成功的理解、对物质的渴求和依赖。从肯尼亚回到英国的时候，一家人打包了50多个箱子，但在疫情隔离期间，她发现身边带着的8个行李箱应对日常生活已经绰绰有余。后来她将不必要的东西都捐给了慈善机构，包括许多为了参加晚宴聚会购买的晚礼服。

  现在她对金钱多了另一个具象的概念，比如1000人民币，可以是一个新包，也可以是给孤儿院的孩子们增加的一台燃气灶或洗衣机。

  在肯尼亚，他们就住在动物保护区附近，国际学校组织的活动给两个孩子提供了许多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因此孩子们很早就有了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的概念。

  在孩子假期的时候，东娇会带他们一起到孤儿院去，与孤儿院的孩子们一起玩。两个孩子早已习惯了当地的玩伴，有一次一家人度假去肯尼亚的瓦塔木，在散步的时候，有一群当地孩子在踢足球，东娇的儿子非常自然地加入进去，毫无隔阂。

  东娇回到英国后，继续着支援难民相关的工作。有一次，在读六年级的儿子问东娇：“妈妈，你觉得你是个意思的人吗？”东郊说：“不，我觉得我好无聊。”他说：“但是你有个有意思的工作啊。”

  东娇说：看过这么多生命的可能性后，我发现真正开心的人，真正有生命力的人，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先把价值的衡量放一边，就单纯去做喜欢的事，这一点特别触动我。当一个妈妈享受做妈妈，一个做公益的人享受做公益，就是最棒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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